第213章
将军官、军士和士兵分开，并且没收他们的文件和证件。在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里，选择少数战俘加以审问；他们属于哪些单位，反坦克阵地、机枪阵地和地雷区在哪里，前线是否有坦克，有什么样的重炮，哪儿有这样的重炮，以及有关战斗形势的其他问题。这些指挥所并不记录审问结果，不过它们将重要情报用电话报告师司令部。然后它们将俘虏和他们的文件证件送给师部。 在师一级，才开始有一位情报官，才开始进行彻底的、系统的审问。除了负担过重时以外，师一级通常要对所有的战俘进行相当彻底的审问。根据情况或个人爱好，或者由情报官和他的助手，更经常的是由翻译，对俘虏和逃兵几乎总是个别地进行审问。双方通常坐在师司令部的一间屋子里。 审问方法因战区而异。 在东线，用不着讲究方法：俘虏的担惊受怕解决了问题。俄国人清楚地知道，日内瓦战俘公约不会保护他们免受侵略者的暴行，纳粹蔑视下贱坯俄国佬，因而对俄国俘虏虐待、毒打、施以酷刑，在作战地带枪毙、在后方集体或个别屠杀。因此，在俄国战役初期，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俘虏坦白交待，希望求得宽大，不会使人感到奇怪；同样，另外一些俘虏打着不同的算盘，起初闭口不言，希望拖迟意料之中的处决，也不会使人惊讶。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当战争潮流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俄国战俘才真的保持沉默，也只有到这时候，德国人才注意讲究审问的方法。 在西线，多数战俘的担心似乎在被俘后不久就消除了，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人道的待遇。同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平等的感情使他们得到了这种待遇。因此，在西线，德国人遵守了他们签了字的规定： “每一战俘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他可以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情况。”甚至党卫队的一个师下过这样的命令： “必须严格遵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处理战俘。许多同盟国俘虏只交待自己的姓名、等级和军号。英国士兵爱德华・乔治・贝斯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非告诉第十装甲师的审问者，他的军号是6922109 ，一九四一年入伍，但“没有作进一步的交待”。军号是6916635 、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步兵戴维・梅尔纳， “根本拒绝讲话。” 但是有些人讲了话。对于他们来说，大概是担惊受怕的铁拳头粉碎了他们的抵抗，而审问者表面的温和消除了他们的紧张，使他们提供出情报。有时候，审问者递给他们食品或香烟，让他们放松。虽然审问者的方法因他们和战俘的性情不同而各异，但多数审问者一致认为，温和的客观的口吻效果最好。严酷的惩罚使许多战俘负隅顽抗；而过分的友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审问者偶尔巧设场面，或者玩弄花招。 有时候，他们和俘虏一道散步，开始谈些“我们都是一块儿当兵的”或者“穷人打仗，富人赚钱”之类的话题，慢慢地话题转到盟军和德军作战方法的比较上面来了。邀请一位俘虏军官赴宴，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口讲话。俘虏们会听到这样的劝告：如果他们不愿讲出他们的部队单位，就不可能通过红十字会把他们被俘的消息通知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些计策只是偶尔奏效。直接审问则是常用之策，开始时可能只谈些个人问题，以便俘虏开口讲话。审问者借其优越得多的地位――俘虏的生杀予夺，由他决定，他的智力通常要强得多，知识丰富得多，他心里是相当镇静的――足以利用俘虏的弱点，让他们供出所需的情报。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师级情报官是根据陆军总司令部颁发的内容相当简单的标准问题单进行审问的。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五十步兵师有一张表格，询问姓名、等级、参加的党派、所属团、所属师、以前所属团和所属师的番号、初次参战的地点、所属团通往前线的行军路线、所属师的行军路线、装备、战斗任务、土气、补给、服装以及其他种种问题。 然而这个师从战俘瓦西里・克拉斯尼钦那里得到的情报只是他的等级（土兵）、所属团（第二十骑兵团）、所属师（第二骑兵师）、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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